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为拓展统一战线、争取支援，在华南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驻广州（后迁韶关）办事处信通配资，成为党在华南的核心战略支点。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香港办事处以“粤华公司”为掩护，廖承志任主任，宣传党中央抗日主张、转运海外援助、搜集国际情报；广州（韶关）办事处设立于广州，后随政府迁至韶关。该机构具备双重属性，兼具合法公开属性与秘密联络职能，是中央、香港及东江地区的通讯枢纽。
两大机构为抗战胜利作出卓著贡献：统战工作方面，香港办事处宣传抗日救国纲领、拓展国内外统一战线并争取各界支持。广州（韶关）办事处重点开展地方统战，宣传党的主张、联络地方实力派、掩护地下党活动并成功营救被捕人员；物资筹措上，香港整合海外华侨与国际援助，经多条秘密通道转运，广州（韶关）接应调配，保障前线供给；情报与人员输送上，香港办事处搭建机密情报网络，安全护送干部、青年及华侨；同时，廖承志在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创造与领导作用，发展东江抗日游击队，参与反顽斗争、秘密大营救，廖承志和香港办事处为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这两大机构以多元策略整合资源，将统战阵地拓展为庇护革命火种的屏障，其承载的国际视野、统战智慧与创新价值，成为珍贵的历史参照。
八路军驻香港、广州办事处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后，伴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战略要地相继建立两大对外联络机构。香港办事处与广州（韶关）办事处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地缘与政治优势，在争取国际援助、调配战略物资、宣传抗战、传递情报等方面开展高效工作。其中，香港办事处在华南抗日武装建设与文化界人士营救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谱写了光辉篇章。
一、机构设立背景、组织体系与战略运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派遣张云逸、廖承志、张文彬及电台专家林青等陆续抵达香港、广州，加强党对华南地区抗日运动的领导。
上海、南京沦陷后，日军侵华战火南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会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提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接收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援助的资金、医药及其他物资。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办事处选址皇后大道中18号，以“粤华公司”经营茶叶生意为公开掩护。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即将赴港的廖承志谈话，明确赋予香港办事处三项核心任务：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将海外华侨和国际援助物资转运至各抗日根据地；搜集国际情报并上报中央。
香港办事处由廖承志任主任，潘汉年协助，连贯任秘书，下设四大部门：交通运输部（李少石负责）、侨务联络部（连贯负责）、宣传出版部（杜埃负责）、电讯联络部（罗理实负责）。重要成员还包括梁上苑、潘柱（静安）等，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及周恩来领导。廖承志出身革命世家，精通多国语言，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其母亲何香凝在香港的深厚人脉为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便利。至1939年，办事处已建立14个外围据点，团结港工联会、余闲乐社等20多个爱国团体，发展核心成员逾百人，辐射范围遍布全港，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最活跃的“抗战前哨”。
1938年1月，经张云逸与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协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也正式成立，初期由张云逸负责。同年3月，张云逸出任新四军参谋长后，改由廖承志负责。办事处初设于广州德政北路7号，后迁至东山百子路10号廖仲恺、何香凝私宅“双清楼”。不久，由云广英接任主任，徐青任秘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办事处随广东省政府北迁韶关，更名为韶关办事处，在北江河西继续运作。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秘书陈健、肖立克（肖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后称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双重领导下工作。该机构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机构，拥有公开活动空间；同时也秘密承担广东省委联络站职能，形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独特架构。公开编制30人，实际运作超百人。韶关成为粤北抗战协调中心后，韶关办事处成为延安与华南游击区的重要中转枢纽。1940年建立秘密电台，实现了与中央、香港及东江地区的即时通讯。
党中央设立这两大机构，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具备完善的航运与通信网络，是连接海外的关键枢纽；广州（韶关）作为华南战略中枢，则是物资集散与兵力调动的核心节点。两机构职能各有侧重但紧密配合：香港负责引入国际资源，广州（韶关）承担内陆输送任务，共同构成支撑华南抗战的“双轮驱动”体系。廖承志身为南方局委员与广东省委委员，经常往返于港穗两地，有效加强了两个办事处的联络与指导。
二、历史作用与战略价值
两大机构在存续期间（香港办事处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广州韶关办事处至1941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期），充分利用港穗（韶）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宣传中国抗战及中共抗日主张，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开展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党中央和南方局赋予的任务，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统一战线工作。
（1）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办事处在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宣传与国际统战：香港作为远东信息中心，是突破日军舆论封锁的主阵地。廖承志和办事处利用香港媒体资源，除翻印《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外，还创办《华侨通讯》《抗战大学》等刊物，并借助《华商报》等进步媒体，领导或指导在港爱国文化人士创办多种进步报刊，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及国际社会系统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廖承志亲自撰文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被译成多国文字，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他们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战绩，有力激发了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推动了救亡运动发展，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办事处团结在港文化精英开展各项工作，创作大量抗战文艺作品信通配资，如茅盾主编《文艺阵地》，夏衍主持《救亡日报》，吹响抗战号角。1941年“皖南事变”后，邹韬奋在香港发表《抗战以来》，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破坏统战行径，在海外华人中掀起声援中共的浪潮。
——拓展国内外统一战线：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环境，向国民党民主派、爱国侨领、香港各界名流及国际友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廖承志和潘汉年大力支持并协助宋庆龄组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通过保盟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海外传递中国抗战实况，吸引华侨回国参战。保盟于1938年6月成立，成员包括国内外知名人士。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深度参与保盟领导工作。保盟成立后，成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渠道，其英文刊物《News Letter》发行至欧美政界、媒体及援华组织。1940年，保盟促成国际医疗队赴华，白求恩事迹经香港传播世界。
——争取各界支持：廖承志成功争取爱国侨领陈嘉庚、银行家邓文田和邓文钊、报人胡愈之和范长江、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梁漱溟等，积极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
（2）广州（韶关）办事处则重点开展地方统战：
——宣传党的主张：利用公开合法身份，通过集会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进步刊物，向全省民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广泛宣传党的抗日纲领、统一战线方针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有力促进了抗日斗争发展。在战时省会韶关，办事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传播的重要堡垒：支持中共广东省委创办机关刊物《新华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新华南》刊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被青年誉为“粤北的延安灯塔”。支持开设“五四书店”“生活书店”，销售《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1940年进步书店遭查封后，转为地下印刷《党员须知》等党内文献。组织“抗敌演剧七队”“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粤北城乡巡演《放下你的鞭子》等，举办抗战木刻展，激发民众救亡热情。
——联络地方实力派：办事处周旋于复杂环境，对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副司令香翰屏、政治部主任李熙寰、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广州市长曾养甫、孙科派骨干钟天心和左恭等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取得一定成效。云广英多次拜会李汉魂，促成国共合办“广东战时干部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1200多人。1940年粤北会战期间，中共协助国民党军组织民众运输队，展现合作诚意。面对余汉谋防范，办事处以“协助整军”名义派遣共产党员渗入政工系统，秘密建立“第七战区政治大队”，掌握部分宣传阵地。与地方士绅建立统战网络，通过开明乡绅李章达等，在粤北建立“白皮红心”政权（如曲江马坝乡长由地下党员担任），使根据地获得合法掩护。
——掩护与营救：以合法身份掩护中共广东省委及地下党活动，并成功营救被捕人员。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广州南石头和南雄监狱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300多名。云广英亲赴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洁之及南雄县长莫雄处谈判，以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作保，最终使全部人员无条件获释。这些同志经省委短期集训后，分配到各地参加抗日斗争，增强了党的抗战力量。在白色恐怖下，办事处积极开展地下斗争，构建严密保护网，成为省委机关的“防火墙”。1940年，广东省委机关迁入办事处后院，以“八路军家属”身份获得合法掩护。三年间掩护会议一百多次，从未暴露。1941年“粤北事件”中，国民党逮捕共产党员180多人。办事处立即组织营救，通过余汉谋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获取名单，以“担保就医”等方式成功救出60多人。
第二，物资筹措与转运。
为克服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财力物力困难，香港和广州（韶关）办事处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华侨和港澳同胞，开展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广东东江曾生王作尧部及海南岛冯白驹琼崖独立总队的募捐运动，成效显著。
香港办事处利用其国际枢纽地位，构建了跨洋的援华物资筹集与转运网络：办事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整合全球华侨力量。1939年，仅东南亚华侨即捐赠卡车20辆、轿车2辆及大批医疗器械；美洲华侨筹集药品300多箱、资金逾百万美元。廖承志亲自协调，在港岛西环设立秘密仓库，分类存储来自全球的抗战物资。
援华物资经香港中转后，须突破日军封锁输往内地。办事处开辟多条秘密通道：东线经沙鱼涌至惠州，连接东江游击区；西线经湛江或越南海防抵桂林，转送大后方；北线则由韶关办事处接应，经粤北入湘赣。1940年惠州线路转运量达峰值。除常规物资外，办事处还突破技术封锁，为根据地引进无线电设备、印刷机械等。1939年，廖承志通过国际友人购得首套短波电台，极大地提升了延安与华南的战略协同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廖承志及香港办事处为支援中共军队作战，经常开展募捐及献金等活动，得到华侨和港澳同胞热烈响应。从“七七”事变至1941年初，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为祖国捐款助战费达26亿元，购买爱国公债2.5亿元，最终亦无偿捐献祖国。以上两项合计，平均每月6000万元，占当时全国每月抗战军费7000万元的七分之六。此外，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飞机、枪械、医疗器材、药品、衣物等物资，总数逾8000批，平均每月约100批。上述捐款和物资，多由“保盟”和香港办事处接收，其中大部分转交国民政府和粤闽两省政府，另一部分则由香港办事处转交或运送。
第三，情报工作与人员输送。
——情报网络：在繁华都市表象下，香港办事处肩负着高度机密的地下使命。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覆盖华南、东南亚乃至日本本土。1939年，办事处提前获取日军南进计划，预警香港危局；1941年更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彰显其情报网络的战略价值。两地办事处还发挥华南党组织的“隐形纽带”作用。国民党虽表面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实则秘密监视破坏。两地办事处以公开合法身份开展抗日工作。它们收集情报上报党中央，转递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密信，联络从各地来找省委的党员，执行党委指示，极大地便利了党的秘密工作。两地办事处与广东省委建立单线联系，传递中央指示、调配活动经费等。
——人员输送：设立秘密交通线，安全护送干部和青年学生。1939年粤北省委遭破坏后，香港成为华南党组织的临时指挥中心，保障了地下工作的延续性。办事处建立多条地下交通线，1938—1941年，经香港中转的党员干部逾千人，包括叶剑英、方方等高级领导人，无一失事。随着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影响扩大，广大进步工人、知识青年、爱国华侨同胞纷纷到两地办事处，要求前往延安学习或奔赴抗日战场。经广州办事处介绍到武汉、重庆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者，前后计1000多人。这些青年经延安培养后，成为革命干部，壮大了抗日力量。
——华侨中转与组织：香港办事处成为海外赤子归国抗战的“中转站”。1939年，协助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东团”），下辖吉隆坡队、暹罗队等7分队，成员500多人。他们携带药品、资金回乡，在惠阳、宝安等地建立医务所、识字班，成为敌后动员的重要力量。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和华侨回国服务团（新加坡、香港司机组成）均得到办事处支持。办事处还是向前线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通过“中华救护总队”等渠道，数百名华侨医生、技师等经香港培训后输往前线。1940年，南洋华侨机工队驾驶捐赠卡车经滇缅公路驰援大后方。办事处还引导侨汇投向实业救国，如印尼华侨在粤北办硫酸厂，菲律宾侨商投资军鞋生产，使华侨资本转化为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
第四，廖承志是华南敌后抗日武装的创建者与领导者。
廖承志在香港，除担任办事处主任与“保盟”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外，还肩负着华南敌后抗日武装创建者与领导者的重任。
（1）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创建与发展：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中共中央急电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东江敌后开拓游击区。廖承志立即在香港召集海委书记曾生、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召开会议，制定“三步走”方略：短期立足惠宝边、中期扩至东江全域、长期打通与琼崖联系。会议决定派曾生到惠阳组织武装，并从港澳党员中选调200人前往。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周田村成立，曾生任队长。为取得合法地位，曾生按廖承志指示，以“华侨回乡服务团”名义向国民党备案。廖承志在香港主持募捐，1940年筹集经费逾20万港元（用于）购买物资装备部队，并派遣军事干部郑天宝担任参谋长，将农民武装逐步训练为正规游击队。
——1940年反顽斗争：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曾生、王作尧部遭围剿东移海陆丰，损失惨重。廖承志会同尹林平等研讨形势并电告中央。5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指出东移错误，要求部队立即重返东宝惠地区坚持抗战。廖承志及时传达指示，并协助收容失散人员，动员华侨团体呼吁释放被捕游击队员。廖承志还与宋庆龄一起募捐解决部队给养，并动员1000多名港澳青年和华侨子弟加入东江游击队。
——重返与发展：曾、王两部重返前线后，在廖承志指导下总结经验教训，确立独立自主方针。部队在艰苦条件下粉碎日伪顽军进攻，至1941年恢复至1500多人，开辟了大岭山、阳台山等根据地。
——秘密大营救与东纵成立：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营救滞港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廖承志与张文彬等在香港、宝安、惠阳召集会议部署营救。经过数月紧张工作，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300多名文化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800多人，及近百名国际友人，安全护送至大后方。这次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受到中共中央表扬和国内外赞誉。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兵力达1.1万多人，成为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
（2）对琼崖抗日游击队的支持与战略协作：1938年，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廖承志在香港会见冯白驹代表，承诺三项支持：经济援助（拨款、募捐）、通信保障（三次派技术人员带电台赴琼）、医疗支持（转运药品）。1940年后琼崖面临日军“蚕食”，廖承志协调东江纵队实施跨海支援人员输送（建海上交通线）、情报共享（中转电报）、国际宣传（报道琼崖抗战）。至抗战胜利，琼崖纵队控制全岛三分之二地区，兵力7000多人，成为“孤岛抗战”典范。
（3）对珠江抗日游击队的统战与武装整合：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会晤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南番顺著名农运领袖吴勤，支持其组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广游二支队”）。初期成分复杂，廖承志采取“渐进改造”策略：派遣骨干（刘向东、严尚民等）、政治整训（顺德办班培养政工干部）、经济独立（港澳募捐）。在廖承志和广东省委指导下，广游二支队最终改造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控制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威胁日军广港航运线。1945年1月，公开宣布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
（4）支持张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州沦陷后，廖承志和连贯在香港会见广东第十一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张炎。香港办事处先后派出100多人到广东南路，与张炎合作，培训骨干，发动群众。1944年秋冬，张炎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与南路共产党合作发展敌后武装。1945年1月，张炎在吴川起义，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宣称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张炎被国民党杀害后，其部分队伍转入中共领导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廖承志和香港办事处为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至抗战胜利前夕，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发展到2.8万多人，在广东70多县浴血奋战，将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至香港及沿海城市，创造了城市与沿海抗日游击战的典范。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华南抗日游击纵队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华南日军，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配合了全国战场和盟军对日作战。
三、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八路军驻香港、广州（韶关）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之际于华南构筑的两座抗日堡垒。它们超越了传统前线概念，在物资流通、信息传递、人员转移、文脉保存等维度开辟了特殊战场。廖承志等革命者以超凡智慧和魄力，将香港的国际资源转化为东江地区的抗日烽火，又将粤北山城的统战阵地拓展为庇护革命火种的屏障。这段历史深刻昭示：真正的抗战伟力不仅存在于前线，更孕育于那些联结海内外、沟通敌后的战略枢纽之中。
在和平年代回望这两地抗日办事处，它们早已升华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求生存、谋复兴的精神象征。其承载的国际视野、统战智慧与制度创新能力，至今仍为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宝贵的历史参照。
【作者】卢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频道编辑】李卓华 陈海燕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林琳 蔡惠珍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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